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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忏悔录》:文学与历史的再解读 | 社会科学报

美·文学 · 2019-09-18
《忏悔录》:文学与历史的再解读 | 社会科学报
 
 
 
 
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,其作品与思想对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百余年来,西方学界对其经典名著《忏悔录》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,但各种基本问题仍然聚讼纷纭。
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“《忏悔录》的历史、文本与思想研究”(批准号为12BSS004)将文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,对于奥古斯丁的“转变”给予了全新解释。
 
 
 
 
再解读的新方案
 
奥古斯丁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最重视的思想大家之一,也是研究“古代晚期”(Late Antiquity)的学者最重视的人。而十三卷的《忏悔录》则是他本人最重视的书。百余年来,围绕着《忏悔录》的学术论争从未止息,但我们眼前的这本书仍是一个巨大的谜。本研究的目标,与其说是为了彻底地解开这个“谜”,不如说是为了讲述一条解读《忏悔录》的新思路,激发批判性的读者重新细读这部巨著。
 
归根结底,《忏悔录》是修辞家奥古斯丁精心构思的文学杰作。因此,只有经过文学角度的批判性解读,我们才有可能揭开其文学呈现的重重帷幕。本研究试图将文学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学的考证融为一体,以主人公在米兰的“转变”为中心,以一种更加“历史”的意识为出发点,为《忏悔录》提供一种再解读的新方案,为青年奥古斯丁的“转变”提供一种系统的新解释。
 
对于西方近期以来的《忏悔录》研究新动向,本研究也是一次直接的呼应。本研究强调了摩尼教的视角,将奥古斯丁之“转变”的本质视为一段放弃摩尼教、归于大公基督教的经历;但我们并不认为《忏悔录》只是一场虚伪的文学表演,或者说只是作者为了掩盖真相的凭空虚构。对于青年奥古斯丁在米兰的“转变”,本研究在细致的史实考辨的基础上,从头到尾地论说了另一番推想。
 
 
危机与转变:奥古斯丁在米兰
 
《忏悔录》从头到尾都经过了精心的文学加工,其字面意思只不过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文学呈现。奥古斯丁并非出身于一户所谓的“普通市民”,实际上他的家世是相当优越的。自小以来,追求功名仕途就被设定为他的人生目标。早在迦太基执教的时候,他就凭着出身与才华的双重优势,赢得了罗马上层统治集团的青睐。约在383年的夏天,为了追求“尘世的前途”,他听从了摩尼教团体的建议,渡海前往意大利。摩尼教方面很快就走通了顶层权贵西玛库斯(Symmachus)的关系,为他打开了通往锦绣前程的大门。384年秋天,作为一个北上的摩尼教小组中的骨干成员,他前往米兰担任修辞学教授。
 
当时的米兰不仅是瓦伦提尼安王朝小朝廷的行在,也是各方宗教势力激烈角逐的舞台。出人意料的是,在米兰,奥古斯丁马上就遇见了大公教会的卓越领袖安布罗斯(Ambrose)。很有可能,这位主教立即注意到了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教授,于是一场针对这个摩尼教徒的“策反”行动悄无声息地展开了。安布罗斯很快就扭转了他对大公教会的偏见,使他完全相信只有大公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,而摩尼教原来才是“死亡的罗网”。这个摩尼教一手栽培起来的“新星”,很快就在内心中“背叛”了他们。
 
 
 
然而,自从来到意大利发展之后,奥古斯丁的功名前途已经与摩尼教的关系网牢牢绑定,难以切割。出于现实的顾虑,他既向大公教会“隐瞒”了摩尼教徒的身份,又向摩尼教方面“隐瞒”了已经“背叛”的秘密。可是,双重的“谎言”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形成了沉重的负担,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焦虑与失眠症;长期的焦虑症削弱了他的体质,严重的肺病随之而来;而对双重“死亡”的畏惧,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症。就这样,他在米兰陷入了一场“严重的危机”,386年之夏的“胸痛”就标志着这场危机的全面爆发。可以说,“危险的深渊”错综复杂,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全盘的、双重的解决方案,同时解决他的健康危机与人生危机。
 
在此关头,米兰教会对奥古斯丁展开了游说。但老神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(Simplicianus)并不真正理解他内心中的困苦,因此其说服工作并未击中要害。出人意料的是,偶然来访的朝廷官员蓬提齐亚努斯(Ponticianus)却带来了决定性的新信息。他第一次获知,原来就在大公教会之内,存在着“修道”生活的可能性。他马上意识到,这种全新的宗教生活能够圆满地解决如何放弃功名事业的难题。
 
然而,修道者必须严守节欲的戒律,这对于青年奥古斯丁来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挑战。于是矛盾的焦点就转移到了“如何节欲”这个难题上。就这样,他走进了那个著名的花园,“巨大的风暴”终于席卷而来。关键时刻,他在花园里听到了“拿着,读吧!拿着,读吧!”的声音。在强烈的宗教心理的影响下,他把随机读到的保罗的经文,当成了神直接给予他、专门针对他的命令。他终于认清了矛盾的根本,认识到“修道”正是最适合自己的良方,能够同时解决他的人生危机与健康危机。他终于找到了最终的“转变”方案。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:今生今世,他“不再追求室家之好”(即婚姻),也“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”(《忏悔录》)。这种激进的“转变”体验,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,充分地表达了,在他的神学体系之中,最终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。
 
 
文学经典《忏悔录》
 
奥古斯丁在米兰的“转变”经历,就是一种“从死中复活”的体验。按照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,基督徒的人生“转变”应当是出人意料、不可思议的,一切都完全归功于神通过一种“奇妙而隐秘的方式”,无条件地赐予的恩典。十年之后,当年那个修辞学教授已经成为新任的希波主教。尽管教会内外的质疑此起彼伏,各方面的困难千头万绪,但那段来自米兰的“转变”记忆仍然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。面临此情此景,为了赞美与歌颂那位拯救了他的神,也为了通过系统的回忆澄清自己的心路历程,这场名为《忏悔录》的长篇祈祷就喷涌而出了。
 
《忏悔录》的作者是虔诚的。但这部巨著不是一份毫无修饰的记录稿,而是作者在此情此景中有目的地重新回忆的产物。对于397年的希波主教,当年投靠摩尼教、追求世俗前程的经历已是不堪回首。作为大公教会的领导,他也有责任为广大信众提供有益于教化的精神食粮。因此,奥古斯丁明智地采取了一种“内在化”的叙事策略,尽可能地“多谈思想,略说人生”,将自己追求信仰的思想历程当成了回忆的主线。
 
《忏悔录》本身向读者透露,在当年的米兰,“转变”的真正决断其实并不发生在认识“真理”的某一次重大突破中,而是发生在他立志两个“不再”、最终克服人生危机的时刻。但在作者精心设计的文学呈现中,那段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却不必完全充分地展现在读者眼前。就这样,他当年在米兰的焦虑、痛苦与挣扎都退避到了记忆的边缘,变成了烘托思想认识这个主体进程的背景与伴音。可以说,从写作之时开始,《忏悔录》就注定是一本要被读作“思想史”的书了。
 
 
 
奥古斯丁在米兰的“转变”体验是刻骨铭心的,而建立在这番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信念与执念,已经全面而彻底地渗透到了全书各卷的字里行间。这部大制作的雄心不是为了“忏悔”个人的罪孽,而是为了多层次地阐发作者关于神与人的神学信念。这种信念牢固地奠基于他个人的“转变”体验之上:人类自身的能力不足为恃,因此,人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靠神的拯救。
 
无论是在整体结构上,还是在微观层面上,这部著作都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,是作者深思熟虑、精心构思的成果。为了充分地论证神学的主题,这部文学的巨著被呈现为六次前后相继的对神的追寻,堪称一座展示多重文学可能性的“文学博物馆”。正因为如此,这部杰作才能在不同的层面中展现出不同类型的文学力量,将感人肺腑的“自传”与气势磅礴的“创世记”巧妙地融为一体。
 
然而,过分巧妙的文学加工也是一把双刃剑。1600余年之后,现代的读者早已远离了当年奥古斯丁进行回忆时的“此情此景”。绝大部分的历史记录早已湮没,那段发生在4世纪末的米兰往事已经变得那么遥远。本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就在于,对于他遗留下来的文本片段进行细致的再解读,力图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文学之镜,以一种更加历史、更加具体的态度,推想他在米兰的前尘往事。只有将思想演进的侧面与人生求索的侧面结合起来,我们才能看到一种新的希望,透过这部穿越千年的古代巨著,远远地瞻望这位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走过的“多么曲折的道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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